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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的危机叙事中，2008年金融危机是从美国传来的，美国大批鲁莽的“阿尔法银行家”和次贷借款人与那位前共和党总统一样无知。这样的说法给人带来安慰。

　　大西洋彼岸那些人愚蠢而危险，这种荒诞的说法明显服务于构建共同的、超国家认同感的欧洲上层计划。

　　不过对欧洲而言，任何奇谈都无法长期取代政治和经济现实。如今的现实是，无论这场金融危机发源于何处，它正在欧洲政治体系引发一场可能产生深远影响的合法性危机。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更甚于财政赤字和主权债务市场动荡——自2009年末希腊承认在预算问题上存在过错以来，欧盟各国政府一直在勉力应对这些问题。它也超越了欧洲货币联盟和欧盟自身能否生存的问题。

　　它关系到欧洲主流政党能否让选民相信，他们将创造就业机会，提供像样的工资，保持金融稳，让经济强劲增长，以维系全民福利国家的支柱。一般而言，这是各主流政党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所做的事情，它们也从中获得回报。

　　欧洲基督教民主党、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所具有的合法性，源自它们在扩大个人繁荣并发展福利国家方面取得的成功。这些政党在被世界大战和国内政治冲突蹂躏的土地上重建起了民主。

　　现在，这种状况正在发生改变。不论是实施严厉紧缩措施的国家，还是几乎不实施紧缩措施的国家，选民们都开始对政党政治体系及其代表们丧失信心。

　　以法国首轮总统大选中反对移民的国民阵线的领导人马琳勒庞(MarineLePen)，和共产党支持的左翼人士让-吕梅朗雄(Jean-LucMélenchon)的表现为例。近三分之一的选民支持这两位极端主义者，尽管他们提出的危机解决建议很愚蠢。

　　没错，现代法国总统选举总是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两轮制选举使选民得以(实际上是鼓励)在首轮选举中把感性置于理性之上。如果30%的选民不表现得支持1789年大革命重演的样子，法国就不是法国了。5月6日情况应该会恢复正常。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荷兰。荷兰执政联盟倒台源于两个原因。一个是主流的中右翼政府和中左翼反对党无法就如何达到欧盟规定的预算赤字目标达成一致。另一个是海尔特威尔德斯(GeertWilders)领导的反欧元、反政府的自由党(FreedomParty)的影响力。

　　如果荷兰要维护其作为欧元区中严厉财政纪律倡导者的声誉，主流政党就不得不大规模地削减预算——规模将是公众始料不及的。它将意味着重塑一个慷慨的福利国家——许多恐慌的荷兰“本地人”已经认为这个国家被不太融入本地社会的移民殖民化了。

　　荷兰看起来会提前举行大选，但能否产生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则是另一回事。荷兰上次在2010年6月举行的选举产生非决定性的结果，这对威尔德斯有利。欧元危机中的荷兰政界以夸口财政廉洁、实际内部不稳定出名。

　　在其它地区，无能但经民主选举上台的希腊和意大利政府的垮台，对公众态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意大利最近的民调显示，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公众对该国执政党的信心在区区4%到10%之间。然而，谁将取代他们还是个谜。

　　可以说，即便是一个分歧严重的政治体系也好于一个意大利那样的体系。正在受审的亿万富翁、意大利前总理必须解释他的私人宴会中的客人为何打扮成护士和女警。

　　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债务危机越是侵蚀现代欧洲战后的社会契约，选民就越不会信任一个被视为言而无信的政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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